目光短浅之辈总是占据了主流，召蒙古八旗再次入关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他们不相信现在的清廷属于外强中干，坚信“满万不可敌”的神话。至于蒙古人需要的粮草辎重，关内如此富饶，让他们自取就是了。
蒙古人对于打劫这种事也是驾轻就熟，实际上还是满洲人的老师。在满洲崛起之前的数百年间，蒙古人一直在从事这个行当。
崇祯十八年的秋天，这些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子孙再次踏入关内，却有些受骗的感觉。
好东西基本都被满洲人抢占完了，更悲剧的是，满洲人占据了那么多村落土地，竟然还不管饭。
有些蒙古部族不敢得罪满洲人，怀着一腔怨气又回塞外草原去了。有些蒙古人却是毫不在乎盟友的利益，即便是满洲人的村子也一样放手劫掠。满人虽然不满，但真正受苦受难的还是汉人。
这无疑是帮了朱慈烺的大忙，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到义军队伍之中，为官兵引路报信。
《虎贲报》和《皇明通报》开始借此机会宣扬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，灌输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。
朱慈烺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政治概念，与效忠帝王和帝室的传统国家不同。然而穿越之后，他才发现社会科学果然不可能和自然科学一样做到精确分割。社会主流思潮之下，还隐藏着各种暗流。
在主流还是效忠皇帝的时代里，早就有人高呼自己是“国家之臣”而非“一姓之臣”。而且儒家强调的效忠君主，是有条件的效忠。一旦君主失去了被效忠的条件，就成了“独夫”。这也就是孟子对汤武革命的看法：闻诛一夫，未闻弑君。
如果回顾整个大明的政治生态。正是这种忠臣与国家天下之臣的矛盾性格，让皇帝与文官集团屡屡爆发“战争”。
华夏的忠君传统已经浸淫到了骨子里，不需要朱慈烺再刻意灌输。面对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对皇帝的冲击，必须给人寻找第二选项。
所以民族国家就是最好的第二选项。
即便某些人不乐意见到朱皇帝坐天下，但你身为汉人，就该为同族尽力。
从近处说。这给了闯逆、献贼各部一个台阶，让他们回到朱明旗帜之下，一同抵御外辱。对于那些变节降清的人而言，也有了一丝侥幸：虽然对不起朱皇帝，但好歹还没做对不起汉人百姓的事。在被打成汉奸之前，回头还来得及。
从远处说，这也是为自家留条后路。遗传基因是最靠不住的，万一日后哪个儿孙脑残，好歹还能退到君主立宪制度上。不至于被人赶出紫禁城。
在发起了第二轮“国家教育”之后，秦良玉请求觐见。